德国版“非升即走”引发学界震荡!“临时工”干12年也难获教职,网友:全世界都在卷

金磊 杨净 发自 凹非寺
量子位 报道 | 公众号 QbitAI

一个话题标签,炸了整个德国学术圈。

#IchBinHanna

翻译过来就是“我是汉娜”。

起初,它只是一个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局(BMBF)发布的2分钟宣传视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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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个主人公汉娜的视角,讲述了一个如何在德国学术圈立足、找到稳定的工作的故事。

结果没想到的是,一经发布,就激起了千层浪。

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借着这个话题大诉苦水。

“几乎全是临时工”

“干了6年又6年,还是拿不到教职”

“逃离德国,另谋出路”……

啊这,不就是德国版的“非升即走”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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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为人所知的是,这样的矛盾,其实很早就已经存在。

并在过去四十年间悄然滋长,不断激化。

“临时工化”日益严重

先来看下这个《我是汉娜》中的具体内容。

汉娜是视频虚拟的一位生物科学家,她念完博士花了6年时间,现在要面临的是再次签订固定期限合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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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视频中针对汉娜接下来在科研道路上怎么走稳,给出的建议大致就是:

签合同,要早早地做好规划。

汉娜需要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,再当6年的“临时工”。

那么这6年的大限到了之后呢?

若没谋求到教职,直接走人

在这种大环境下,这个宣传视频内容描述得还非常“对啊,就得这样”。

于是乎,青年学者们炸了(视频已被下架)

/#IchBinHanna这个话题也就随之走红。

网友们纷纷在此之下吐槽德国学术界这种“临时工”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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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看“热闹”之余,也得了解一下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

于是,德国康斯坦丁大学的一位教授George Walkden,便连发了30多条推文,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整理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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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认为,在德国学术界,“临时工”是一个巨大的隐患问题。

除了正教授之外,其他科研人员基本上是没有稳定的工作。

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50年内日益严重。

来看下这张统计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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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75年以来,德国大学里的“非教授”(黑色曲线)和“教授”(灰色曲线)的差距越来越大。

说白了,就是德国整个科研人员体量在增长,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稳定的“临时工”数量,而并非的教授人数:

1975年,教授占德国大学研究人员和教师队伍的24% ;2019年甚至不到13%

造成这种局面,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是德国将博士生和博士后混为一谈,也就是所谓的“Mittelbau”

就在这种“混淆”之下,德国的科研人员在完成第一个“资格考试”之后,再来一个(即Habilitation)

这实际上还是同一个领域的博士论文,只是主题不一样罢了。

这时你就会说了,那尽快升到教授不就好了?

不不不,没有那么简单。

在德国,教授这个职位并不是升上去的,用Walkden的说法就是:

必须通过一个漫长而又充满官僚气息的过程来申请。

因为在德国,教授相当于是公务员了。

当了教授,就意味着在医疗保险、养老金等方面,将拥有相当好的福利待遇。

但也正是如此,教授,很难当:

很多人要等到自己晚年,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。

例如2002年便有一篇文章直接指出,在德国第一次被评为教授的平均年龄是42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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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你又会问了,那先一直干着“临时工”,熬到教授不就好了吗?

年轻了。

一个WissZeitVG,直接斩断这个念头。

这个政策简单粗暴的来说,就是:

博士,给你6年时间;博士毕业之后,再给你6年时间。

然后,拜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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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知道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话题,竟能让德国学术界如此“炸圈”了吧。

总结来说就是:

德国有个系统,可以有效防止“临时工”获得永久合同。

还有一条法律,防止个人重复获得临时合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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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比起这些,还有更重要、更深层的一点。

刚才也提到了德国科研人员里面,“临时工”目前所占的比例之高,于是Walkden就认为,“这极大地加剧了德国学术界的不稳定”。

“这就是我离开德国的原因”

除了自述经历外,更多的德国学者纷纷声援进来。

他们齐声呼吁,想要改变这一套系统。

不要忘记那些被边缘化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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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神经科学家则表示,

德国的学术体系正在毁掉人们的职业生涯,并通过定期合同将人们排挤出去。我希望这个系统能够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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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体系,就劝退了一波学者。

他们都纷纷表示: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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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逃离德国,另谋出路”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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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身陷囹圄的学者,也表达了自己的焦虑:自己想留德国,但是合同只有几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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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德国这波操作也不是特例。

知名科普博主@光头怪博士分享了自己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经历。

2007年,日本发起了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(WPI,世界顶尖国际研究中心)的倡议。倡议的目标,不言而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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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实现途径就是选拔一些单位的学者进行补助,希望他们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一定的学术成果。

但在WPI之外,日本的大量博士生还是拿不到合理的补助,大量青年学者要做3-4期博后才能熬到一个稳定职位的机会。

国内“非升即走”

放眼国内,不免就回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——

青年教师“非升即走”的困境。

这个话题此消彼长,讨论更是一波接着一波。

究其根源,还得跟Tenure-track制度有关。

Tenure-track,起源于北美,国内也叫做“预聘-长聘”制,目前绝大部分一流高校都采用了这一制度,以此来优中选优。

流程大同小异。

即新入职的教师以3年为一个聘期,试用考察期最长可达两个聘期。

6年之后,如果你能达到一定聘用条件,就获得终身教职,如果这段时间内没有完成竞升,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。

这当中的聘用条件则包含了一些量化考核指标,比如论文、重点项目数量等。

对刚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来说,大概30岁左右才开始职业生涯,然而到了35岁左右,就可能面临失业的压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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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没有成功拿到教职,再去业界找工作会比较难。

因此德国版的“非升即走”一曝光,就让国内的学术圈产生了共鸣。

怎么全世界的学术圈都在卷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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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网友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——学者过剩,供过于求

互联网科技博主@sven_shi就认为,博士相对稳定的教职供给量实在太大,各国都有这个问题,我国特别严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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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拿清华来说,2021年授予3168人博士学位,除去疫情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,往年也都有两千多人左右。

从清华官网上看,当前教师数量为3641名,其中在岗博导为2836人,基本上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博士生的比例。

什么概念呢?

拿今年UCLA来说,共有566名博士生毕业,Faculty有4300名,比例可以说达到了1:7.7。

而这样的占比,也是得益于清华允许进入Tenure-track的教师能直接带博士生的制度。

那该如何解决呢?

有网友认为,则从根源入手——减少博士生招生人数,实现博士培养的少而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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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得不承认,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,国内科技才有了质的飞跃,实现弯道超车。

如何衡量这当中的度,值得我们继续探索。

对于这件事,你有什么看法呢?

参考链接:

https://twitter.com/gwalkden/status/1408818020395405321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Iq5GlY4h4E
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5984538/answer/1930318461
https://www.cingta.com/detail/15436

https://weibo.com/DrGuangTou?topnav=1&wvr=6&topsug=1&is_hot=1#16250422750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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